【制造业】克服“鲍莫尔病”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促共进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并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21年9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向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中指出：互联网不断拓展新边疆，已经对产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鲍莫尔病”的表征在我国已有隐现

当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并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时，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制造业为主的“进步部门”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进步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降低并逐渐趋为零，这种情况被称为“鲍莫尔病”。当前，“鲍莫尔病”的表征在我国已有隐现。“鲍莫尔病”不利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目标、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推进共同富裕。

（一）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
从产业演进规律看，制造业增加值与就业比重“先升后降”符合产业结构升级规律，但“过早、过快”下降需引起重视。

从产值结构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化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的41.10%高点持续下滑到1997年的32.87%，年均下降0.43个百分点，呈高位下降态势。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的31.55%上升到2006年的32.5%，出现震荡小幅回升。第三阶段是从2006年最高点32.5%降至2011年的32.1%，年均下降0.08个百分点，呈缓慢下降态势。第四阶段是从2011年降至2020年的26.2%，年均下降近0.66个百分点，呈快速下降态势。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回升到27.4%，这里有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因素，但更多是服务业发展受疫情影响过大。分析数据不难发现，2006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处于一个持续下滑的通道之中。国际比较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一般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时（普遍超过1.7万美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才开始下降。2006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069美元（2010年不变价），制造业比重就进入快速下降通道明显“过早”。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5万美元，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还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已“提前”进入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阶段。

从就业结构看，2008年我国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10433.1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不含农业)的比重为38.2%；2018年，对应的从业人员数为10471.3万人，占比为27.3%，十年间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0个多百分点，年均下降一个多百分点。国际比较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10个百分点普遍在20年以上。我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受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结构比重“双降”、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农民工的“早退”或“转行”、制造业产业工人薪酬偏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制造业就业占比十年下降了10个多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过快”。

（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慢
近年来，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上升。2006-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41.8%提高到54.5%，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由32.2%提高到47.7%，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然而，相对于第二产业，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却增长缓慢。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2000年为20127元/人，2010年为44004元/人，2020年为67543元/人，分别相当于同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71.5%、70.6%和56.9%。也就是说，2010年来，我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并没有出现收敛迹象，倍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还有所扩大。国际比较数据显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值通常在70%-120%之间波动。阿根廷和巴西，在此阶段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滑明显，低效的产业结构转型制约了经济增长，整个国家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经济增长趋缓且动力不足
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减弱、资本积累放缓，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010-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由10.6%持续下滑到8.1%。经济下行有经济总量基数大、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动、科技创新不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也有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从产业角度看，在制造业比重下降过程中，如果更多制造业从业人员转移到效率更低的传统服务业部门就业，那么这种结构性调整就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鲍莫尔病”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警惕

“鲍莫尔病”不利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目标、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推进共同富裕，对其负面影响需警惕。

（一）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原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的部门，既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主体，又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就无法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无法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对制造业发展关注度不断提升，发达国家更是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政策措施，意图通过促进产业回流和产业链整体回迁，强化产业生态集群网络建设。制造业稳则经济稳，在我国新型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完成的背景下，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更容易出现低端制造业被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替代，高端制造业被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锁定的“双向挤压”，威胁到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使得推进更有深度的工业化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不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速度不再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经济的较快增长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仍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基础前提。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那么2021-2035年人均实际GDP至少要翻一番，相应地GDP合理增速要达到4.8%左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9%，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个百分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越来越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如果低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过大，不但会拖累经济增长，还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三）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推进共同富裕
服务业占比提升并不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普适标准。“拔苗助长”式的服务业比重提高，会使“脱实向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我国很多地区服务业比重升高了，但产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升级，这种结构转变只能是低效、消极的调整。此外，不切实际片面做大服务业，甚至过早过快“去工业化”，会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大量企业出现破产或减产停产，大规模失业会叠加风险隐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此外，“无工不富”工业化常被看作是高收入国家的土壤，新生代劳动者“弃二产奔三产”，尤其是扎堆进入低端服务业领域，制约了劳动者再就业能力的提升和职业上升的空间，导致其收入和技能增长乏力，不利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年美团公司平台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新增了不少骑手，其中一部分来自制造业工人转行，更多的是新生代劳动者偏好灵活就业进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从美国和德国数据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与制造业比重呈现负相关。196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占比快速回落伴随其收入差距的拉大；1991年以来，德国制造业占比小幅下降其收入差距也总体呈现稳定。因此，稳定制造业，已经不仅仅是保增长和保就业，也是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制造业和服务业齐发力克服“鲍莫尔病”

克服“鲍莫尔病”，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势在必行，需在保持制造业比重总体稳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等方面协同发力。为此，《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多个方面对“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了安排部署。

（一）保持制造业比重总体稳定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仍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意图继续维持制造业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其制造业比重甚至出现波动性反弹的态势，目的就是为维护自身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减少对外依赖，同时也借此增加国内就业岗位。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明确制造业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守住制造业比重“安全红线”，严防制造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掉链子”，基础和关键制造业领域一定要“把根留住”。建议“十四五”时期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7%左右，2026-2035年保持在25%左右，2036-2050年稳定在20%以上。兼顾各地发展条件和禀赋优势的差异性，允许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存在差异。注重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尽快将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70%左右。加大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制造业在国内跨区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培育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逐渐成长为制造业生产和就业集聚中心。同时，针对我国已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要统筹考虑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

（二）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业空间最大的是生产服务业，要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设计、商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进为契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到2035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比重达到70%左右。

（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不仅是一个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过程，更是产业附加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从全产业链出发，发挥制造业与服务业各自优势，深化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关联，加快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推进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从主要提供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不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服务业企业要注重围绕制造业需求，依靠自身在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向制造环节延伸，寻求全产业价值链的增值。此外，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制造业智能化已成为新的趋势，要注重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通过“互联网+”来助推制造业转型。同时，加快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延长劳动者职业生命周期，规避“鲍莫尔病”和“失业病”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