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海外资产安全防控与监管体系的思考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世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政策已见成效，这标志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我国在最近的15-20年里海外资产激增（无论是增量还是有存量），这既是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我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在形势判断、具体防范、监督及管理操作等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国的海外巨额资产在安全保障方面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有的因不慎落入陷阱，或因环境所迫或操作才；当而蒙受巨大损失。因此，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回避日益激增的海外资产安全性的保障难题。探究这个领域，对于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的今天就显得更加贴切和及时，对有效实现我国海外资产未来的保全和增值等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我国海外资产的现状
1.海外金融资产数额大、增幅快
海外资产包括海外的金融资产、实体经济资产、商贸业资产、服务业资产、动产、不动产等。就海外金融资产而言，截止到2010年年末，我国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总计为4.126万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为3108亿美元，证券投资为2571亿美元，其他投资为6439亿美元，储备资产为2.91万亿美元。这些均大大超过2009年同期的数字。由图1可见，我国近5年的海外金融投资几近呈直线上升趋势。如果减去外国来华投资和国外非居民持有我国发行的证券数额（包括股票），到2010年末，我国的海外金融净资产为1.79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19%，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3000亿美元。必须指出的是，我国中小企业以及公民在境外的大量资产运作难以纳入正常统计。如果涵盖这一部分，我国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更为可观。
2.海外资产名目多、规模大
目前我国拥有千万元资产的富有公民已达96万人。他们除了奢华的消费，到海外购置不动产和动产已成为其首选目标之一。2011年1-5月，我国公民在海外购房金额已逼近2010年全年的金额总和。购房热门地点包括温哥华、伦敦、墨尔本和济州岛等地，而购房者主要来自国内的长三角沪、杭、温（州）、环渤海区的京、津、沈及矿产资源富足地区。在2011年的5-6月，我国买家在伦敦购房支出就达1.2亿英镑。2011年1-3月，我国公民已成为韩国房地产的第三大买主，位居美、欧之后，购房金额约5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我国内地富人移居海外的人数明显增多。移民的原因中，58%是为了子女求学，43%是为了保障财产安全，32%是为了养老，16%是为了海外投资，由此可见，我国公民在海外资产的运作名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据国外媒体报导，我国企业及个人收购外国奢侈品公司股权的资金已达1.25亿美元，远远超出2010年的6900万美元的规模。收购对象大多为世界名牌（如法国、意大利的）厂家，涉及珠宝业、酒业、服装业等等。此外，据人民网报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1万多名贪官外逃失踪，他们携走公款高达8千亿人民币，这部分外携资产也属于我国海外资产的组成部分。
各种与我国海外资产有关的可量化的指标都显示，我国海外资产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关注并维护其安全就显得特别重要。
3.海外资产分布面广、面临国际市场因素的制约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5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就存量而言，虽然我国排在世界第15位，但增长速度、涉足的国别和地区，涵盖的项目等，也令世界瞩目。我国的海外资产分布在世界各地，而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地区；直接投资及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及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项目大多涉及实体经济，如资源、能源的开采和原材料加工等等；商贸服务业资产遍布世界各地。但我国的发展受到自身资源、能源和环境等瓶颈制约，不少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如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5%），因此在面对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局部战争，整体和平；局部紧张，整体缓和；局部动荡，整体稳定。但由于大国关系的调整，新兴国家的奋起，三股势力的动乱，致使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错综复杂，再加上国际市场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因此，我国海外资产受国际市场制约强，投资手段和其收益性等有待进一步探索、总结和提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国间的合作也不断推进，各国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0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都承担了大国责任，鼎力相助。但在我国的海外资产中，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之大应引起我国政府格外的重视。在深刻教训面前，怨天尤人，争论孰是孰非已无济于事。亡羊补牢，及时应对止损，化被动为主动，尽快建立常态性的防控及监管机制和预警平台才是当务之重。
三、我国海外资产安全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地位及作用大大提升。由于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一些国家对我国的认识偏离客观事实。近年来，我国在对外事务中常常面对西方一些势力的群体性挑衅，有时还要应对纷杂的非难。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近来以显著版面刊登文章声称中国的通胀波及世界。更有一些国家的媒体把我国经济的增长视为“军事扩张”，因此“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噪声不断。还有一些人对我国缺乏了解，疑虑、误解甚至偏见仍然很深。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同我国开展合作时，也受到西方一些势力的盅惑和煽动。我国越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越大，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也就越多。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化解时事矛盾，以维护我国海外资产的安全。
1.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发难
首先，我国受到来自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非难。如美国凭借自身的美元发行权、国际市场商品定价权、国际外汇储备主导权等霸权地位和强权政治，全然不顾国际法准则，违背了一个债务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置债权国的主权与利益于脑后，一味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把自己一手造成的国际金融危机嫁祸于人。
截止到2011年5月末，我国已拥有1.15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约占我国外汇储备的1／3强）。我国始终是善意借贷，从不逼债，然而我们的真诚并未受到美国议会和当局的善待，美国顽固拒绝我国要求把到期债务转向对美实体经济的投资、阻挠我国逐步减持美国债券额度及债券多元化进程。近来，美国国债风波及其信用降级已引发全球金融剧烈动荡，作为经济和金融晴雨表的世界股市首当其冲，后续的冲击波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世界经济的恢复。长期以来，美国对我国所持债券的安全担保一直采取消极态度，美国一些议员甚至提出要对到期国债还本付息延期的动议，面对欧美国债的严峻形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美国第三轮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出台，格林斯潘的言论（“要以印发大量美元来规避金融风险”）就是一个信号。如果真如此，将对世界经济和我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届时，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2.安全预警机制及应对措施乏力
我国的海外资产达到今天的规模来之不易，这是借助良好环境，依托政府政策，抓住战略机遇的结果。我国在对海外资产的防控与监管必须遵循三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然而，国际风云跌宕起伏，变化莫测，致使——些国家和地区形势突变，令我国的海外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如2011年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局势急剧恶化，我国在利比亚承建的50多个大项目，总金额达180多亿美元（不包含我国地方中小企业及个人的投资），但由于战火的破坏和局势混乱而遭受重大损失。
在后拉登时代，在一些中东、非洲国家不确定因素增多，政治形势动荡，而恰恰在这些国家无论是援建项目、投资项目或是承包项目；无论是政府出资，还是个人投资，我国海外资产都面临一个安全保障问题。这些投资大都涉及我国急需的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其他重要原材料，或这些地区同我国对外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区域的形势变化直接关乎我国的切身利益。索马里、也门附近海域海盗出没已有多时，经常劫持各国船只，扣人、抢物时有发生；我国境外承包工程的人员也常遭绑架劫持。这些都增加了我国海外资产运作的困难和风险。此外，在俄罗斯境内经商的我国公民由于清关手续不完备，贪图“捷径”，被俄方海关部门中一些不法分子牵着鼻子走，陷入“灰色清关”的陷阱，常常受到俄海关以“非法进口”为由而遭到惨重罚没。仅2008年在莫斯科近郊一处中国商城的一次“清查行动”中，一夜之间我国商贩损失就达20多亿美元。最近几年，这类事件连续发生，我国在俄商人的权益严重受损，据报载累计已超过50亿美元。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中东欧、非洲等一些国家也时有发生。预测未来形势固然有困难，但是跟踪形势、关注其走势、及时发出预警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组织并调动各方的能量、资源和积极性，统筹协调，齐心协力，建立预警机制和平台是构筑海外资产安全防控与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务之急。
3.海外资产的防控及监管缺失
加入WTO之后，我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并重政策取得了可喜的业绩。但毕竟时间短，经验少，许多国际惯例、教训案例还不太熟悉，国内对“走出去”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法规和措施，防范及监管更是不到位，因此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立项、选项不甚严谨，随意性明显；二是援建项目如何体现造福于民尚不突出，有时过多迁就受援国高层，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三是在项目后续管理及监督上的缺失，使援助的初衷未能充分体现；四是防范和控制风险能力弱。
四、构建海外资产防控及监管体系的建议
1.转换投资主体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顺畅，更有挫折，其中外部的阻扰非常明显。近年来，我国企业在美国的多次收购、并购均遭挫（如华为公司、中海油、西北有色国际、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它们是中国国有企业，有政府的背景”、“收购危及美国安全”等等。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尽管这种理由站不住脚，却受到这些国家法律的支撑。为避开类似的“安全审查”，我们应尽快研究并实施海外投资主体的转换，如以港澳公司和海外侨胞公司的名义出现，同时积极物色可信可靠的国际知名顾问公司作指导，以此来规避西方对我国“走出去”的挑衅和忌恨。我们自身也应尽快适应在海外投资的游戏规则和过程，不做局外人。
2.谨慎选择投资国和投资项目
海外投资潜伏各种风险是必然的。但我们只要做到认真和精细，在评估、选项、立项、运作等过程中做到有据可循，那么就能避免盲目，堵住疏漏，规避海外投资的风险，使海外资产的运作真正体现我国战略决策的需要。投资国及项目的选择一定要遵循“外交战略部署、重要资源获取、新兴市场开拓、资产的增值保值”的原则，切实规避“面子工程”和“花架子工程”。同时也要“以人为本”地审视项目是否能为受援国或在建国人民真正带来福祉。在项目启动和实施的全过程中，要严格审核成本，注重资金的有效使用，杜绝铺张浪费，分清轻重缓急，充分关注当地的环保和生态，不能因开发项目而留下后患。
对金融投资国的选择更应慎之又慎，决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已经放进去的，要尽快分流出来以体现多元化投资的安全要求。对金融储备资产一定要讲究上限水平的真实可靠；分流出来的资产要尽快转换为实物资产和转向实体经济；积极寻求我国发展所需的能源、土地、技术、资源、市场等，加快转移我国的剩余产能。这些应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里海外金融资产运作的重中之重。
3.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建立预警平台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一些地区突发的“颜色革命”，我国“走出去”的战略面临诸多风险和变数，现有的应对思路和手段显得仓促和乏力。因此亟需组建常态性的专家机构（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国别研究、金融投资分析、国际法规等），专司某一地区、某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方面的跟踪性调研和搜索，通过简报、座谈和专门渠道，形成由政府主导的覆盖面，对“走出去”的企业、单位甚至个体经营者提供咨询服务，发放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同时政府建立问责制，健全和完善海外资产的监管体制和法规，形成规避风险的完整体系，其运作全过程都应纳入监管问责体系，以确保人民的财富取之合法，用之得当，安全有保障。
4.加速海外资产管理人才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已有一百多家央企投资境外，金额约达5万亿元，增速很快。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相对迟缓，与国际金融业接轨放慢，这固然符合国情，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不可逆转，我国加入WTO之后逐步融入世界已是不争之事实，更是政策与发展之必然。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业长期保持现状，特立独行。目前，我海外资产管理人才严重短缺，因此，除了在高校、科研部门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还要尽快派送有条件的人员去国际知名的证券、投资、金融公司进修、实习，定期同国际上相应机构开展业务交流；积极参加国际金融机构组织的各种论坛和培训，同时还应高薪聘请高水平的知名外籍专家来华担任顾问或讲学，使我国尽快形成在金融衍生产品管理、海外资产运作、套期保值、金融风险防范、资产评估技术、预警机制建立等方面的专业队伍，以适应“走出去”之需要，同时适应我国安全体系实践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5.开展积极外交，切实为维护海外资产安全服务
积极外交、主动外交，是相对被动外交而言。我国实施和谐外交政策就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和平共处。基于此，我们主张通过谈判、对话来解决纷争，不搞霸权，不制造矛盾，不搞对抗。和平、合作、发展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人民的心声，因此“走出去”战略始终要把互利和双赢放在首位。推行积极外交，对确保海外资产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先行者，又是守护者。积极外交为化解矛盾、增进了解、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为我国经济政治战略目标的实施打下了基石，为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建了平台。但是外交是动态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要求我们及时跟踪，快速反映，变被动为主动，甚至化敌为友。积极外交的另一层含意就是充分有效地用好驻外机构报回的信息和资料，对于国外信息的处置要跳出原有直属机构的框框，应由国务院专设机构综合管理和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