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风险与政策支持(中)
二、国际经验与经典案例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和德国，都是“走出去”的老牌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图12所示，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初期属于经济复苏阶段，名义GDP高速增长，平均增速约15.8%，但并没有“走出去”。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步入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发达国家行列。这一阶段名义GDP平均增速为77%，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企业赴美大规模收购房地产等各类资产，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名义GDP平均增速约0.1%，但ODI依然强劲。
图8 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分布
资料来源：CICC；汤姆森金融
日本企业“走出去”有其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部分日本企业只得低价抛售在美资产。日本在80年代进行的15桩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中，只有4桩成功。例如，三菱集团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不久，以半价卖给原主。其经验教训是，企业“走出去”对收益前景过于乐观，而对风险估计不足。此外，日本企业绝对服从观念和美国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并购后整合困难。
虽然日本国内经济增长较慢，但它每年从海外能获得大量收益，也就是说日本的GDP比GNP小，GNP是很强劲的。从海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来看，日本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譬如三井物产用几十年的时间整合其投资的产业链，从采矿到运输到冶炼一直到金融期货等都做得比较好，从中可见其战略研究有多么超前和多么长期。另外日本企业“走出去”时不求控股，开始往往以少数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然后在合作方出现困难的时候逐步扩大股权。
美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全球第一，存量和流量均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同时，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时不计短期利益，严格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德国的对外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多以自有资本为主，企业杠杆率比较低，投资项目控股程度高，70%以上投资为独资企业，大企业和大项目占绝对优势。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德国，包括日本在内，都会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
图9 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CICC；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照工商登记类型进行分类。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图10 海外收购央企与非央企并购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CICC；Dealogic
图11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三阶段
资料来源：WIND、CEIC、Bloomberg、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詹姆斯麦克莱恩《日本史》，中金公司战略研究部，张宗斌《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
关于中国的经典案例中，相对成功的案例有联想、吉利和中联重科：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虽然盈利不是特别高，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吉利收购沃尔沃，虽是刚开始，但总体来讲第一步算是走出去了；中联重科在意大利收购混凝土设备，三一重工在欧洲收购一些设备厂，应当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有比较优势的，从财务上来看也还是不错的。教训的案例有中国平安、中铁建、上汽集团和中信泰富。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银行，时机不好，正好在危机以前，损失比较大；中铁建在沙特修轻轨，由于对工程困难和成本估计不足，咬着牙修下来了，亏损40亿人民币出头；上汽集团在韩国收购双龙汽车，工会对其形成阻力；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寻找资源，由于对成本估计不足，对当地国家法律环保要求和当地老百姓可能的诉求了解不清楚，预计20亿美元，现在已经投资70亿美元出头，将来可能继续追加一些投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企业“走出去”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宏观风险、政治风险、产业风险、微观风险、交易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后续风险等等。这里笔者主要想讨论一点对“走出去”拿资源的看法。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企业、公众舆论、业界及媒体都呼吁走出去获取资源，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可以再商榷和进一步提高。在海外投资，不管是买石油、铁矿石还是买农地种大豆等等，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以石油为例。假设在海外又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这与在国内发现几千万吨油田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海外资源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在哪儿开采，就要在最有效的市场把开采的资源卖掉。我们可以在海外通过投资资源赚钱，可以通过投资资源形成产能后增加全世界的供给，但在海外开采的油或资源是不是要拉回中国，完全取决于市场格局。在距离远的地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当地市场卖掉，而不是拉回中国。所以，即便是我们在海外发现一个“大庆”，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会选择从中东往回运油，而在距离比较远的地方开采出来的油，即便是我们的份额油，还是会在当地出售，因为拉回来不合算。海外捕捞也是这样，远洋捕捞到的鱼也会在当地市场出售，不是要都运回来，因为保鲜以及运输都是有成本的，在某个半径以内可以运回来，在这个半径以外的都会在当地市场出售。
此外，不管是非洲、拉美、中亚还是我们的近邻，无论哪个国家，资源都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话题。如果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拿资源，那么这些国家的民众、媒体和政治家都会对这个问题高度敏感。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外国企业家在中国买了一块耕地、一块资源，中国的民众会是什么反应？所以，在涉及到与资源相关的“走出去”时，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应当尽量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遵守当地法律，减少或避免将高度政治的话题敏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