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冲突地区海外投资风险的盲区与应对（上）
近年来，一些曾被中国企业认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而投资踊跃的高冲突集权国家正转化成高风险投资地区。以缅甸密松大坝项目为例，中国投资似乎正被摆到这些国家民意的对立面。中国传统的外交和海外投资模式过于依赖政府高层，导致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和重视不足。从公共关系处理的角度看，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很容易在目前反政府民主风潮的动荡形势下受到牵连。因此，如何提防密松大坝项目在此轮全球民主风潮中引发连锁反应，亟待研究。未来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17%左右，特别是在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需要在重视传统上层路线之外，开辟第二条道路，大力加强下层路线。
一、来自下层的风险加剧
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许多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或较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高度依赖政府的上层路线，曾经取得很大成功，不仅在联合国系统团结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并获得投票支持，也为弱小的中国企业走向这些高风险地区提供了保护伞。但近期对缅甸、安哥拉等国家的深度调研表明，目前有迹象表明这种务实的外交方式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首先，在目前隐约出现的全球第三轮反政府民主风潮中，由于中国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而首当其冲。国外智库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大幅加剧，正开始出现第三轮反政府民主风潮，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且通胀加剧，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愈加困难。西方政治家面临大选前国内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也通过更多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来弱化自身面临的困境，这一切对激化这些国家潜在的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中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密，执政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考量则成为一些冲突地区反对中资公司投资的核心因素。
其次，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可能在这些地区演化出更多政治危机，并使中国投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目前在这些地区出现动乱并非偶然，而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固有的内外部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
在安哥拉，自1979年开始掌权的安哥拉总统通过由其亲密盟友领导的国家重建办公室直接控制中方提供的贷款发放，被指责严重缺乏透明度。在没有能力要求其政府披露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安哥拉民众希望中国方面披露贷款信息，往往遭到拒绝；在没有能力公然反对政府的情况下，这些人转而反对中国企业。
在缅甸，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但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中国投资企业被视为造成不公的共谋及不公行为的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缅甸当地一些居民所表达的最大拆迁要求居然就是要直接与相关中国公司对话，其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可见一斑，中国企业信息披露与对外沟通之少也可见一斑。
而反观在这些地区投资的欧美企业，譬如，英美资源、必和必拓、英国石油等国际资源巨头在经营中均非常重视下层利益及风险，而并非仅仅满足上层的要求。它们认为，资源类投资多属长期投资项目，项目的存续期间很可能长于冲突地区执政政府的任期，所以仅仅走上层路线是靠不住的。它们在项目投资意向确定后直至最终投资决定做出前，一般要花整整一年时间进行社区调研和冲突评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其社区开发与风险控制理念体现在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创新一些新的措施。例如，英美资源公司新近开始实施“社区持股”措施，将待开发的矿业投资项目至少1%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周边居民，该股权红利每年划入一个专门设立的“社区投资基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公司派专业理财人员与村民代表一起共同管理该基金，投资于低风险的项目，使基金不断保值增值。项目开发结束后，公司完全退出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基金转而完全由社区支配和管理。这样，社区与公司就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此举的成效正逐步显现。
二、海外投资风险盲区凸显
（一）对冲突地区特殊风险的研究严重不足
中国践行大国外交方针，而冲突地区鲜有大国，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往往严重滞后于实践，导致企业投资缺乏全面的信息和正确的指导，只能照搬国内经验，严重依赖高层政治关系，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依靠在充足信息基础上进行“冲突评估”，在面对民间社会时，准备不足，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
（二）投资实践加剧冲突地区原本激烈的矛盾
在冲突地区，以惯性思维照搬国内的上层路线容易造成所谓的“双速经济”现象，加剧社会冲突。中国投资一方面造成当地资源能源类行业和企业爆炸性增长，社会权势高层受益巨大。另一方面，虽然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普遍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拆迁等具体问题不同程度地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而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地处偏远，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知识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的改变。加之中国企业在拆迁补偿方面经验不足，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维稳措施的运用，极易遭致不满。此外，多年来受务实外交方针的指引，为寻求项目加快签约与实施，中国企业有时忽视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只顾迎合当地上层的心意和要求，操作往往不透明，被当地一些社区指责为包庇腐败，不顾社区疾苦，遭致怨恨。所以，在高冲突地区中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牵连，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就是典型案例。
（三）过高估计高层的能力
高冲突地区政府自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没有解决好。例如，缅甸1990年举行的举世瞩目的大选中，实际上是最大的反对-党——昂山素季任总书记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485个议席中的396个，获得压倒多数的大选胜利，军政府支持的民族团结党仅获10个议席。但选举结果被作废，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此后的20年间，军政府虽然执政，但是其自身的政治稳定性始终没有解决好，本是一支不可长期依靠的力量。而中国企业习惯于不加区分地完全依靠执政政府，导致风险过于集中。
（四）习惯性地忽视民间社会的能量，包括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
譬如，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但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克钦少数民族独立组织（KIO）及不少民间组织等一直反对密松大坝的建设。KIO很早就提出将大坝分解为两个小坝的妥协方案，但该意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1年3月，KIO专门致信中国领导人，要求停止密松电站建设，否则有可能就此引发内战，但中国相关部门未做出积极反应。2011年6月，研究院在缅甸实地调研后向相关企业明确预警，密松大坝来自底层的“项目风险急剧放大”，可能导致缅高层“为求自保而让中国投资企业成为替罪羊”，但直至2011年9月底缅政府明确叫停该项目，相关企业仍未正视该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