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正逢难得机遇（上）

    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正面临良好机遇期。优化调整境外投资结构是做好当前境外投资工作的主要任务。要调整全球布局，强化管理、做好对企业的引导。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正面临良好的机遇期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直接投资规模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全球直接投资继2010、2011年连续两年正增长后再次出现明显下降，而据我国商务部最新统计，2012年我国不包括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为77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与国际市场背离、逆市上扬趋势明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我国境外投资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有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的环境。从国外环境看，近年来很多国家对我国投资的重视程度和欢迎程度都大为增加，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发达经济体为尽快摆脱危机阴影，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更为严重，其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都出现紧缩。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前景被市场看淡，其对全球投资、特别是市场型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同时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坏账普遍增加，因此它们需要更多外资流入才能尽快摆脱危机、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一些企业甚至跨国公司出现资产负债表恶化、流动性不足和经营困难等情况，甚至面临破产倒闭，为避免最坏情况出现，它们也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对我国境外投资兴趣和重视程度都有所增加。 

    其次，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也需要外资流入。这次金融危机为发达国家过去过度依赖服务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提高工业和实体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再工业化”除新兴产业外，也包括了传统制造业的回流，为此政府制定了税收等鼓励政策。但当前发达国家并无足够力量支持对制造业全面投资，因此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传统制造业中，也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事实上，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都明显增加。 

    第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不断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最主要的受益者。受此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外向型发展战略，利用外资是其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它们希望借助外资发挥比较优势、顺次承接产业转移，更好地卷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基础设施领域既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 

    发达国家曾经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大幅下降，2007年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曾高达1.83万亿美元，但2009年迅速收缩到0.86万亿美元，此后虽然恢复，但一直与2007年的高水平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迫切寻找新的投资来源。 

    从国内环境看，近来也有不少重要因素提升我国对外投资意愿。 

    首先，我国进入成本要素快速上升期。近年来随着我国迈入“刘易斯”拐点，不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民工荒”屡次出现，而且劳动者对福利、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要求也越来越高，加剧了用工的综合成本。此外，我国土地紧缺、资源压力加大、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等，导致我国土地、资源、环境成本也在不断攀升。综合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成本进入快速增长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优势开始削弱，对这类企业而言，在境外寻找更低生产成本地区、成本型对外投资意愿强烈。 

    其次，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为迫切。受外需不足和内部成本上升双重因素“挤压”，我国过去以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压力日渐增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境外企业引入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一些高端资源要素，可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同时，我国大中型企业国际化经营行为也逐渐增多，对品牌、国际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需求也不断上升。总体来看，对发达国家企业以并购方式投资，可使我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取高端要素，提高出口附加值，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 

    第三，对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加。我国消费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石油、矿产等能源资源类产品缺口还将继续扩大，需要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投资境外能源资源项目，有助于我国能源资源的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保障我国供应安全。事实上，近年来能源资源类投资一直是我国境外投资最多的领域之一。 

    第四，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贸易保护抬头，特别是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加，导致我出口困难。为了继续保持出口份额或拓展新的市场，我国企业市场型境外投资意愿也逐渐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