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走出去”的风险防控
3月5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暂停中国在科伦坡的一个价值约15亿美元（1美元约合6.16元人民币）的港口城项目，直到获得所需的相关当局的批准。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的主要承建者是中国大型央企中国交建。该项目是中国在斯里兰卡数个海港和基建项目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斯里兰卡史上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
5天后，针对近来媒体对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存在的质疑，斯里兰卡大众传媒部长加亚塔·卡鲁那提拉克又表态称，有关斯里兰卡新政府试图中止前政府签署的所有项目的传言是虚假的，斯里兰卡新政府将继续推动前政府启动的发展项目，不过部分项目需要重审。
事实上，从此前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项目，到希腊新政府叫停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再到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的一波三折，都在提示着中国企业的“出海”风险与防控的必要
“出海”遇阻呈现高发态势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罗政发自上海 没错，中国企业“出海受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9年，中国铝业斥资195亿美元注资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集团，却先后遭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拖延和力拓集团董事会的“撕票”，以失败告终；2011年，国内大型民营企业华为准备收购一家美国小公司3Leaf，却被华盛顿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而另一家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甚至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中海油、平安集团等，也曾在出海过程中遭遇过“滑铁卢”。
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额首次超越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成为资本净出口国。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出海投资成为更多实力雄厚的企业的自然选择，不过，中国企业“出海”遇阻却呈现高发态势。
近期，墨西哥高铁项目中，中国企业的遭遇就令人记忆犹新。
当地时间2014年11月3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包括中国铁建、中国南车在内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然而，这条消息只给国内舆论带来了不到3天的兴奋。11月6日，墨西哥总统突然宣布招标无效。
墨西哥高铁事件的波澜并没有因此平息。2015年1月4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新闻公告宣布将重启招标程序，但不到一个月，墨西哥方面又宣布将“无限期”暂停招标。
无独有偶。今年1月27日，由新任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希腊新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就叫停了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的私有化计划，该港口多数股权原本计划出售给中远集团。此前，该项目曾一直被视为中希合作的成功典范。
政治风险成最大阻碍
可以说，中国海外项目频频遇阻，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
专家认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潮流，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具体表象之一。然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多重不利因素，仍然是出海投资的风险所在，其中政治方面的因素，是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遇阻最为主要的原因。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任王玉主表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被投资国政治的不稳定。事实上，无论是墨西哥高铁项目，还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抑或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其一波三折的背后，被投资国政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墨西哥政府的反复食言，希腊和斯里兰卡领导人的更迭，让中方企业的巨额投资反复陷入困境。
而除了政局的不稳定之外，维护国家安全也成为海外政治集团阻挠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理由。从1990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飞机零件制造商MAMC公司，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优尼科，乃至鞍钢在密西西比州钢厂项目，无一不被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军事背景”等理由否决。而据中国欧盟商会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欧洲遭遇过监管障碍，其中最为主要的障碍就是政府审批和国家安全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制度亦是一国政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段祺华介绍，2007年，美国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延长了部分并购的审核时间，而且更加严格，并明确了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责，CFIUS审查成为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必经程序之一。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进一步表示，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企业文化跟国内现实环境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比如发达国家的工会制度，就与中国的工会性质和作用存在很大的差异，这都需要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小心应对。
此外，文化风险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败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网络游戏生产商完美世界在打开日本市场的过程中一度屡屡受阻，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玩家所青睐的仙侠主题和奇幻风格，与日本玩家的兴趣爱好难以协调。而联想在收购IBM个人业务之后，也一度遭遇了业务团队大规模离职的危机，在纷繁复杂的原因
背后，文化冲突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走出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不过，无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何受阻，伴随着企业自身实力的提升和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然而也需要正视的是，墨西哥取消高铁订单，以及希腊新政府和斯里兰卡新政府给中国海外港口项目带来的阻力，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姚申洪指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还需要加强对当地政治、法律、人文、文化环境的了解，很多失败案例都是源于对当地的文化环境了解不深。
在袁堂军看来，国外的政府、企业股东都不是“慈善家”，出海投资仍然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很多中国企业经历了长期的资本积累之后，已经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在全球竞标的过程中甚至表现得‘有钱任性’，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企业在跨国经营管理与资源整合方面还比较欠缺经验，风险评估能力也有待提高。”袁堂军说。
此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海外投资不应只是财务上的规模扩张，更应当是真正走向全球的理性发展之路。
袁堂军认为，一项投资成功与否，不是拿到项目或者收购完成就了事，后续的经营管理更为重要。“中国企业出海投资要有明确的国际化规划，而不能只是因为有钱而出国。”
“走出去”，中企的必然之选
尽管频频遇阻，但中国企业“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企业“出海”投资既是企业自身扩张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罗政发自上海 尽管中国企业“出海”频频遇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涌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
据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中国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1美元约合6.16元人民币），加上中国企业在国（境）外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实际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超出中国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
可以说，“走出去”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广阔前景；另一方面，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涌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应当抓住机遇，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
经济转型承压
从10年前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到海尔建立遍布全球五大洲的生产营销体系，从2010年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沃尔沃，到华为自主创新引领全球通信技术变革浪潮，近年来，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不断走出国门，越来越多地亮相于广阔的国际舞台。
与此同时，中国海外投资在结构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过去以资源性的投资收购为主，逐渐向高端制造、地产物业甚至金融等领域发展。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显示，除传统制造业外，房地产开发、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机械电子等领域“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文化企业也逐步试水海外投资。
比如2014年，复星集团斥资13.6亿美元收购葡萄牙葡国信贷银行80%的股权，蓝鼎国际斥资11亿美元收购韩国房地产企业Genting Singapore50%的股权，以及联想集团斥资29.1亿美元将摩托罗拉变为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国企业的眼光也越来越高。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的崛起代表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财富和权力的一次大规模重新分配，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加大等代价，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型的阵痛期，国内需求增速减缓，企业加速出海开拓市场也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企业也必须改变以往低水平重复扩张的发展模式，加快转型升级。“‘出海’投资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参股甚至收购更为成熟或者有独特优势的海外品牌，可以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说。
国家战略铺路
“出海”投资既是中国企业自身扩张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
专家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本土企业的全球资产配置才刚刚开始，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本土企业的全球话语权将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一同提升。“在努力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也需要积极的地缘布局来推动亚太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新动力。”邵宇说。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对外开放，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让全世界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过程中重要共识。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8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在出访泰国、澳大利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英国以及俄罗斯等国期间“推销”中国高铁；而在2014年11月8日，北京APEC会议期间，中国宣布投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更彰显了亲诚惠荣的外交理念和开放共赢的经济发展思想。
分析人士表示，这一举措将使亚洲各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具有坚实的资金基础，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将推动“一带一路”规划的加速实施。前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重阳投资总裁王庆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产品、服务及资本的海外输出，加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此外，中国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保证。据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李文介绍，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正研究外汇资金的使用，从原则上来讲，将依照市场化原则、充分使用外汇储备。“中国目前已经同多个国家开展了铁路项目的合作，和这些国家的互联互通，符合投资双方的共同利益，作为我们也愿意为这样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李文说。
更应当从发达国家着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与此同时，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往来、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将全球的时空距离大幅缩小。邵宇认为，当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真正崛起，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兴起，而这一轮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就是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从过去以大量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换取别国的资本和技术，到以自己的资本和技术换取别国的劳动和资源。
在袁堂军等专家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快车道”，海外投资正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切入新市场，并获取必要的技术、品牌以及管理方面的经验，而投资对象也可受益于中国投资者所带来的资金、经验和成本优势。
那么，中国企业应当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在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中实施资产的全球布局呢？
袁堂军指出，中国企业出海首先应当注意风险，不能为了投资而投资；“海外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到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因地制宜地采取收购、参股、设立子公司、项目合作等多种投资方式”。
在一些从事海外业务多年的企业家看来，发展中国家进入门槛低，但是风险偏大，有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政权的更替甚至会直接影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不高，法律制度也不够健全，企业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上海城建集团总裁张焰则认为，实施国际化战略，更应当从发达国家着手。“要做真正符合国际市场需求，具有国际化、市场化运作能力的跨国企业，就应当在全球最公正、最开放、竞争最激烈的国际化市场自由搏击。”张焰说。
专家认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更多的是资本、技术、管理的输出，而参与到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竞争当中，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来自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言
“在我国对外投资流向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8位，其中对外投资净额的92%投向了亚洲、南美和非洲国家，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于政治风险高发地区。
企业‘走出去’中的舆论风险不可忽视。从一些失败的海外并购案例来分析，但凡被舆论大肆炒作的并购项目，最后多半是被‘搅黄’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曹慧泉
“对于中国铁路‘走出去’，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主体。在国外建了铁路之后，还有铁路装备出口和周边资源开采、土地开发、后期运营、维修服务等业务，这些将带来巨大收益。因此，基建企业最希望能够将基建项目本身和后期的一些高附加值业务捆绑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
“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处于中低端，呈现出无序、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是明确的，但是支持‘走出去’的措施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没有形成国家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建集团原董事长范集湘
“企业应该联合起来一起‘走出去’。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可以避免一些损失，而一起‘走出去’规模更大，更容易引起当地的重视与支持，效果更好。‘抱团出海’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可以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创造更大的价值。”
——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中国企业未来的创新不能仅限于本国市场，要将长远的目标放在全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而核心竞争力则来自于知识产权工作的积累。”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
“装备‘走出去’的前提是标准首先要走出去，国内标准必须要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装备行业的标准普遍较低，很多标准甚至是10多年前制定的，根本适应不了现阶段的发展速度。而国际上的行业标准每年都会动态调整，这对行业的发展会起到良性促进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崇珅整理）
国企个案·中铁建大桥局集团 多重风险面前要有的放矢
面对安全及贫困风险，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从自身着手，不仅在施工工地和生活区配备多套监控系统，还在生活物资方面尽量实现“自给自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毛振华发自天津 在中国企业“出海”大军中，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与其他“走出去”的企业一样，中国国企在拓展海外项目的过程中亦面临着不少风险。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目前在海外承担了安哥拉首都房建项目、埃塞俄比亚铁路、马来西亚市政道路等合同总价超过2亿美元（1美元约合6.16元人民币）的多项工程，堪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代表。
据该集团副总经理任汉波介绍，今年集团确定了海外承揽任务60亿元的目标，力争突破百亿元。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以往经验看，公司在“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往往会面临多重风险，企业尚需做好心理准备，有的放矢，妥善规避风险。
聘当地现役军人持枪警戒
“有的国家治安环境与国内相去甚远，在当地项目进行必要的安全风险防范非常有必要。”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安哥拉分公司总经理王全良对此深有感触。
安哥拉分公司在非洲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市卡赞卡地区承建了社区的总体改造、新建和公用配套工程，合同总价接近1亿美元。由于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中国国家发展银行贷款，这就为建设支付提供了稳定保障。
在2010年进入安哥拉市场后，安哥拉分公司注意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建设的较大前景，已经在当地注册了公司，为长期发展做足了准备。不过从在当地这些年运营的情况看，安全风险仍旧是面临的最大风险。
王全良介绍，安哥拉当地枪支管控不严，治安环境并不好，抢劫案件时有发生。公司首先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出入管理，规定外出人员必须结伴同行，而且专程专事专办，到偏僻地区采购物资外方保安必须持枪随行，充分保证人身安全。
公司还制定了周密的防范预案。聘请了3名当地现役军人、当地警察、12名当地保安以及中国保安四方联手，实现了联防联保。之所以聘请当地现役军人，王全良解释说，根据安哥拉政府规定，中国保安不能持枪，而现役军人持枪警戒则对外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受聘的当地警察夜访夜巡每天不少于4次，施工工地和生活区配备了3套监控系统。中方保安同外方保安合作，共同保障生产生活区日常安全。正是由于保障到位，公司在当地还没有遇到过一起盗抢事件。
尽可能从国内带齐生活物资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在地大都条件艰苦，物资相对匮乏，这对企业的物资储备及生产装备调度能力是一大考验。
中铁建大桥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了埃塞—吉布提铁路174公里的通信、信号工程。尽管合同额相比而言并不算多，但电气化工程意义突出。该条铁路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等中资企业总承包，是海外首次采用全套“中国技术标准”修建的电气化铁路。
电气化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康仕恒说，据埃塞俄比亚中方施工人员反映的突出感受就是荒凉和贫困，这直接造成了施工条件较差。拿交通运输来说，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公路大都为砂石路面，设备运输相当不便利。考虑到有的中方职工水土不服，公司希望驻地能够离医院稍近一些，可医院只有城市才有，而施工现场多在村镇结合部，最初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驻地都不容易。
当地中方职工邓晨飞说，项目部的施工营地在阿伊莎镇，镇上物资极度匮乏，所有供给都要取自175公里外的德雷达瓦镇。两地之间的公路崎岖不平，行车需4个多小时，连许多当地租车公司都谢绝了往来两地租车需求。即便在德雷达瓦，蔬菜也只有西红柿、洋葱、土豆。偶尔采购到带叶蔬菜，装上皮卡后大家会尽快盖上一层帆布，最大限度减少暴晒。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电气化公司从国内尽可能带足各类生活物资和施工用具，小到锅碗瓢盆、灯泡、方便面，大到发电机、驻地建筑材料全部来自国内。有的施工用水泥当地没有，就到邻近的迪拜购买方便运输。公司员工还自力更生，从国内带去了蔬菜种子在驻地周围播种，改善生活质量。
多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岗位
难以融入当地是不少中国海外投资项目面临的共性难题。融入当地既包括与当地人的友好相处，也包括对当地法律、风俗、信仰的尊重。
王全良说，为与安哥拉政府和老百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公司注意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岗位，远期目标中方和外方人员比例达到1：5。“当地就业率不是很高，他们也很珍惜工作机会。劳务属地化可以实现双赢。”事实上，当地职工更了解本国国情，在办事上更具优势，比如车辆手续、签证等。不过由于普遍缺乏技能，在一些技术岗位上还需投入培训力量。
康仕恒说，在埃塞俄比亚也容易遇到当地工人缺乏技能，劳动效率不高的问题，最初连用铁锨挖土都不会。中国在当地不但传授了技能，更重要的是传授了发展的理念。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王全良感觉，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再加上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性太强，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景气，支付能力受到了很大影响。王全良认为，对于当地投资环境的了解是融入当地的很重要方面。遇到类似情况应注意甄别项目，原则上不能盲目垫资，避免陷入工程款拖欠的泥潭中。
埃塞俄比亚地区矿产资源不丰富，对于第三产业税收的依赖性强，税收要求苛刻。对此，康仕恒的建议是，从国内带到当地的物品，哪怕是一颗钉子都尽可能有完备的税票，特别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生活用品。“如果物品税票不明晰，违规从国外带进埃塞俄比亚，受到的罚款金额可能要远大于产品价值本身。”
任汉波、王全良、康仕恒等还建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应有环保意识和质量意识，对员工素质应加强培训。不破坏当地环境，一旦中标就要保证工程质量。“走出去”的企业之间还应互相借力，努力抱团，打造中国海外投资的合力。
民企个案·福耀集团 充分调研，掌握司法主动权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熟悉投资国法律政策和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郑良、许雪毅发自北京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先弄清楚‘去哪里’‘干什么’‘拿什么出去’几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少走弯路。”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日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福建福清的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集团在“走出去”方面有很多故事。在应对风险方面，这家民营企业也颇有心得。
要研究投资国企业文化
从1995年起，福耀玻璃就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该集团成功“走出去”花了近20年。如今，福耀已经是宾利、奔驰、宝马、奥迪、通用、丰田等世界知名汽车信赖的合作伙伴，在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地建立了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汽车玻璃配套销售网点遍布亚洲、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
曹德旺说：“对投资国法律政策、企业文化和市场的了解，自主创新的技术、打造品牌是福耀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原因。”而这，也是福耀玻璃防范海外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位企业领头人告诉记者，中国企业投资者走出去一定要研究投资国的企业文化，“西方企业的工会力量很强大，企业重要决策都要征询工会的意见，工会的关系处理不好，企业很多事都做不成，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并购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熟悉投资国法律政策和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01年12月，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向包括福耀玻璃在内的中国汽车玻璃行业发出反倾销调查通知，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诉讼。接到通知后，福耀玻璃没有逃避，而是积极应诉，成立专门的反倾销应诉办公室，并派出工作小组参加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的公开聆讯，向法庭展示了大量的事实，批驳了当地公司借反倾销之名控制市场的行为，获得裁决法官的一致认同，并最后裁定驳回当地公司的申诉。
2001年至2004年，福耀玻璃与美国企业打了一场反倾销官司，被称为中国对美反倾销胜诉第一案，福耀玻璃由此成为美国通用公司的全球供应商。
用过硬质量赢得认可
对拓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而言，赢得当地社会认可至关重要。福耀玻璃力图通过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获得接纳。
曹德旺介绍：“海外客户特别是知名汽车制造商最为看重的是稳定的品质，要保持这种品质，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为寻求一块受外界条件影响最小的汽车玻璃，汽车奢侈品牌宾利曾找上门来。福耀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研制成功前挡夹丝加热玻璃。
自主品牌的打造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曹德旺说：“品牌打造关键在于‘品’，不仅是高质量的产品，还包括企业的‘人品’。”
曹德旺说：“企业要有契约意识，要敢于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诚信、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这些形象获得了投资国和合作伙伴的高度认可，成熟对于福耀走向世界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合作伙伴和国民对于投资企业的企业文化、履行社会责任等很看重。”
国际镜鉴 “海外支援联络会”解日企之忧
不仅企业自身会谨慎考察，“日本企业海外支援联络会”等政府及民间机构也会为日企“出海”提供全方位支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许缘报道员金德俊发自东京 受日本经济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以及自去年4月1日以来消费税增长等不利因素影响，大部分日本企业在日本本土业绩不断恶化。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很多企业将国内生产活动迁至海外。
有数字显示，搭乘着全球化的顺风车，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据点已经超过6万个，其中在非洲、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建厂房、转移生产线等企业活动大幅增加，一部分日企还计划近几年在泰国周边、南非以及中南美区域开设更多的生产基地。
对于这些走出国门的日本企业来说，如何抵抗各式各样的风险早已成为它们的“必修课”。
重视事前对策与实地考察
在“走出去”的日本企业中，包含了电子产业、服装生产、制造业以及汽车业等诸多行业类别。
近年来，除了知名大型企业外，日本中小型企业也不甘落后，积极实现着“走出去”的计划，按照日本政府下设中小企业厅对中小企业设定的发展蓝图，向南亚和中南美区域进军，扩大企业运营范围。
然而，身处在有着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异国他乡，这些走出去的日本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多种多样且难以预料的。根据一份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报告，它们需要面对的风险主要包括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无法留住当地人才、自然灾害、缺乏国际型人才、市场风险、劳务管理问题、商品的品质问题和尊重当地社会风俗问题等等。因此，一般日本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上所持的立场较为保守，它们十分重视事前对策与实地考察，在“走出去”之前将主要加深对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了解和对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掌握，特别是语言、行业规范等，研究当地贸易保险以及所在国管理制度，再依照世界银行发布的风险排名，衡量、评估投资设厂的风险，尽量规避因信息不足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将因文化不同所可能产生的理解误区降至最低限度。
例如在东南亚等日本企业集中的国家，它们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吸引日本企业前去投资。日资企业在运用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重视建立与当地政府、社会以及雇用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对资金与雇用员工实行较为严格的掌控。
与此同时，已经“走出去”的与计划“走出去”的日本企业也会借助日本企业海外支援联络会（由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金融厅、商工联会、日本律师联合会等十几家机构联合组成的、致力于帮助走出去企业的机构）编纂的海外日资企业问题对策集作为参考。
例如，针对中国市场编制的“在华日本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处理事例”，这一长达317页的研究报告主要分为企业进出投资、文化习惯宗教、税金等20个板块，小到婚礼请柬等风俗讲究都有着详细介绍。
官方提供海外支援
不过，尽管在事前作出了周全的评估和防范，往往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出现变化或其他不可控因素影响，日本企业走出去仍会不断面临繁杂的局面——部分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中小企业在承受着因中日整体政经关系转冷所带来对华业务量减少的痛苦。
还有一部分日本企业由于不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没有顾全所在国利益而开展全面公关活动，或是因为未能深入了解所在国法律与人文风俗等，导致投资亏损、签约被骗等。
例如2006年，一家在越南胡志明市从事软件制造的日本企业就遭遇了盗窃事故。当地一名工作人员在退休前偷走了工厂不可或缺的生产软件，之后用其威胁该企业。该企业进行内部讨论后决定寻求当地警察与人民委员会帮助并对其起诉。但由于越南当地法院的判决往往对本国劳动者十分有利，这家日本企业最终以私了形式取回了工厂软件。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为此，日本政府以及民间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对应机制规避类似事件发生，如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日本企业海外支援计划、日本商工会议制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支援计划等等。日本企业在海外运营时一旦遭遇难以解决的风险或重大事故，在向所在国的日本使领馆寻求帮助后，使馆将联络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与处理。
历史镜鉴 外企入华初期高薪聘“关系员”
入华初期，外企一直担心中国的政策变动对其造成的影响，因此不少外企在中国投资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桑彤发自上海 “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外资入华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例如当时许多中日友好城市的建立，让日企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先遣部队，而那时中外合资是最为普遍的合作模式。”在中日合资企业工作了近30年的陈先生对记者表示。
1978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个起步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设想中，中国的策略是主动“引狼入室”，即通过“引进国外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经济。正是这种想要和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换回了当年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合同。
而中国市场，也成为当年外企“走出去”的一片新天地。
过去：渐进式投资稳扎稳打
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同年12月18日，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1979年，IBM来到中国，同年在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
据陈先生回忆，相对于制造业，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以酒店、旅游等服务业为多，当时中国招商引资政策优厚，中资出地、外资出技术和资金成立合资公司是最为普遍的模式。1979年7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6年10月11日，中国《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出台，对外商企业实行更为灵活优惠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制造业或是服务业的巨头，例如通用汽车、法国标致、西门子、摩托罗拉、肯德基等开始进入中国。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示范作用，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华侨华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蓬勃兴起。
“在这些外商企业看来，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犹如一块净土尚未开发，无论当时能否赚钱盈利都要率先占领这块空白之地。而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给予外国企业的种种税收和投资优惠，也让他们在华如鱼得水。”陈先生回忆称。
然而，外企一直担心中国的政策变动对其造成的影响，因此不少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也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政策的不明朗甚至催生了一个职业——政府关系员，由于当时中国开展业务主要是牌照准入模式，拥有资源和渠道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优势，越来越多的外企设立这一岗位，高薪聘请中方人员。”中国欧盟商会人力资源工作组主席朱丹直言。
现在：调整战略适应新局面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各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但是，悄然间，他们发现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有了新转变。中国希望外资进入的领域更加狭窄，希望外资带动高端产业的发展。这也使一些跨国公司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会更加偏袒本国企业，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挤出中国市场。外企开始意识到在华的任何商机都带有附加条件和时间窗。
上海美国商会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外企高管最关心的问题中，腐败问题从2013年排名第四跌至2014年的第六，而在2015年的调查中，腐败问题进一步跌至第16位。但保护主义抬头，自2010年以来首次成为企业高管最关心的五大挑战之一。此外，近半数的受访企业认为外国企业在华没有以前受欢迎。
化险咨询的大中华董事总经理高凯德表示：“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发现自己被困于‘经济放缓’和‘挑战性的商业环境’中。”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超过60%的企业仍将中国视为全球三大投资重点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速度有所放缓，主要原因是市场准入壁垒或不利于外资企业的政府政策。越来越多的受访外资企业认为，中国现在只是其全球投资的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国市场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因此与之有利益关系的企业需要决定是否留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投资，或者优先选择其他增长机遇。”贝恩全球合伙人石教立说，决定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的企业需要确保他们的战略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市场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