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工程承包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程承包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迅速，特别是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国际工程承包的业务规模、合同额和营业收入以及利润指标每年都在增长。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宗教等各种复杂因素，使得工程承包项目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国际工程承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它的特点是风险贯穿着从项目投标开始、合同谈判签约到项目实施完成的整个过程中，时间持续越长，风险的因素也越大。因此，一定要对风险进行识别和防范。

政治风险

由于中国的承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足的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较多，许多国家的政权不稳定，经常会发生政变和动乱的事件，使项目实施到一半而终止。当承包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且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不但使承包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会涉及到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比如发生在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当时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又被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赶回了本土，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联合国制裁，到了2003年伊拉克又被美军占领，长时间的战争令中国的承包商受到了重大损失。当时中国的企业在伊拉克有很多政府出资的项目，战争使得伊拉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无政府状态，连业主也没有了，合同也不复存在，许多项目做到一半因战争使得中国的承包商只能撤离，留下了许多施工设备和设施，后续的应收款全成了坏账。二十多年过去了，事情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最近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2011年的利比亚民众起义，推翻了卡扎菲政府，在动乱期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为了保护中方人员的生命安全，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派出民航专机，动用中远的货轮等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撤退员工。但是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是巨大的。

政权的更迭是海外工程承包的很大的变数和风险。某些国家的政权改变，领导人的更换会推翻原政府的对外承诺或推翻原来对外签订的合同，造成中国承包商的经济损失。对于经过长期策划、谈判而尚未施工的项目被叫停，会使承包商前期的努力和费用打水漂，而已开始实施的项目被中止则会使承包商承受更大损失。

有些国家的政党还会将对外国投资和承包商的态度作为拉票的工具，以调动民意。2015年希腊新总理上台后对原中国中远集团获得的希腊比雷埃夫港码头特许经营权项目重新评估，我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也不得不出面予以关注。虽然该项目拖了一段时间又启动了，但令中远集团吓出一身冷汗，可见项目策划、投标和谈判花费的精力和费用之大。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时期，中国在委内瑞拉有不少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大部分在石油行业。在马杜罗上台后，因其执政手腕明显软弱，无法稳定局势，中国公司的不少项目将面临重大损失。

安全风险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承包工程，由于涉及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不稳定，恐怖主义、宗教和民族冲突等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风险。比如在南亚的一些国家，仍有塔利班和其他恐怖组织活动。东盟一些国家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冲突突出，某些地区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敲诈勒索的绑架案件也时有发生。西亚的一些国家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安全风险最大，中国公司基本已全部撤出。除了恐怖主义造成的风险外，自然灾害、流行疾病、以及特殊环境下的施工都会造成人身安全的隐患。发生了任何生命安全伤害事件都会给实施的工程项目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停工而令项目无法进行，严重的将会无限期的终止合同。

技术风险

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的技术风险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技术设计标准不被所在国的业主和咨询公司接受，造成了设计图纸和文件没有获得批准，项目的进程受阻，造成工期脱期。由于承包商在合同谈判和项目前期与业主和咨询工程师没有很好的沟通，或者没有仔细查阅和理解合同中的相应规定，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到位，不仅因设计标准和使用的规范影响到设计进展，对今后项目竣工后的验收也会带来麻烦。其次的技术风险表现在承包商的技术方案或施工工艺本身存在瑕疵，造成了局部的或整体的技术问题，使实施的工程发生问题，局部返工或项目完工后通不过监理工程师的按合同规定的各项验收指标，造成工期脱期，被业主罚款而使项目发生亏损。这个问题发生在以成套设备为主的工业项目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对基础数据和条件研究分析不够，并对于在国内并不成熟的工艺输出国外，到了调试阶段频频出问题，或某些指标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再经过设备的改造，反复的调试，最后尽管通过了验收，但工期严重延误被业主罚款。

合同管理风险

按国际惯例，合同是法律的唯一依据，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中合同风险出现的几率最高，一旦出现了合同纠纷，鉴定和处理都比国内的要复杂。有些风险是在投标阶段和合同谈判阶段酿成的风险，如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条款明显与国际通用的“菲迪克”合同条款有较大差异，合同条件模糊和界定不清，某些关键条款偏向业主，承包商在商务上和技术上承诺了难以做到和履行的条件，或者业主提出了不合理的过高的要求，造成了风险的隐患。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有许多吃亏的案例，如中国联合体在东欧承包的高速公路项目，由于急于求成，在报价很低的情况下，接受了业主的许多不合理的条件，最终项目被终止并撤出工地并造成了巨额亏损。

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

国际通用的“菲迪克”合同条款中对不可抗力的定义为：

战争、敌对行为、叛乱、恐怖主义、革命、暴动、内战、罢工、爆炸、放射性污染、自然灾害等。

根据“菲迪克”合同17.3款规定，当发生上述可能的不可抗力，业主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包括同意承包商竣工期的延长，对已竣工的工程量进行支付等赔偿。但实际情况是，当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后，业主确实受到了损失，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承包商也难逃其难，有时会受到更大损失。比如，当发生了革命叛乱，业主和承包商的相关人员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了威胁，有时工地也成了战场，人员已全部撤离战场，承包商已找不到索赔对象，而且持续的时间会很长。承包商的损失包括：可能发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施工设备和施工机具、已完成工程实物量的应收款以及已定货的设备应付款等。即使是并不严重的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造成的短时间停工，业主可能会同意工期的延长和直接的赔偿，但是对承包商的间接损失很难界定，而在国际承包市场承包商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进一步的索赔很难实现。

保函的风险

海外工程承包项目涉及的保函主要有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和质保期保函。在这四种保函中，履约保函的风险最大。按国际惯例，保函是整个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一部分，但保函有其特殊性，又独立于合同，当保函的受益人（业主或承包商的上家）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只要向承包商提出保函的索赔，无需第三方判定，银行必须按保函的承诺金额赔付。因此，保函又被称为无条件的见单即付的支付行为。大部分的情况是承包商将项目做砸了而被没收保函，但在实际操作中，某些政府或私人出资的项目在双方合同发生纠纷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业主就会提出保函的索赔，因此承包商在出具保函，特别是履约保函时必须慎重。

业主资金短缺造成的支付风险

国际工程承包的业务中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业主的资金必须落实。对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出资的项目，资金是有保证的，但有些所在国政府和私人出资的项目有时会发资金短缺造成承包商的收款风险而蒙受损失。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中东盛产石油的国家较多，如沙特阿拉伯用石油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投资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中国的不少企业也参与了这些建设。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2016年开始油价大幅下跌，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财政收紧，有些正在建设中的项目被叫停或支付出现了问题，使中国的一些承包商遭受了损失。还有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承包的一些私人企业的钢铁厂项目，也遇到过由于钢材价格长期的下跌，造成了业主资金短缺而发生了支付问题，令承包商进退两难，即使法律上维权成功，业主也拿不出钱。

汇兑风险

在国际承包行业，业主的支付一般使用外汇，主要是美元，当然也可以是大部分的外币，一小部分的当地币，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出资的项目，外币为这些金融组织的贷款，当地币为所在国政府的项目配套资金。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项目和私人项目习惯用当地币来支付和结算。由于工程项目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这些国家的货币可能出现贬值，当项目完工后承包商拿到了大部分的项目款项而兑换成美元汇出时，发现因当地币的贬值而使外汇资金大幅缩水，甚至因汇兑的变化而使项目亏损。

物流运输带来的风险

在海外工程项目实施中涉及到许多物流运输的工作，成套设备为主的工程项目设备物资的货运量很大，包括海运和二次陆运，运输中如果发生意外事件，如设备损坏、遗失，船期脱班，内陆运输时的货车翻车等都会给项目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它不仅会因关键设备的损坏或延误引起局部的停工，甚至影响到整个工期，尽管可以得到保险上的理赔，但间接损失是无法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如果由于物流运输发生的风险而使工期严重脱期的话，将会被业主索赔，甚至被没收保函和终止合同。

其他风险

其他的风险还包括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带来材料物资采购成本上升造成项目的亏损。尽管“菲迪克”合同条款中有因通胀引起的补款条款，但是由于业主项目预算的限止，往往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会取消该条款，由承包商在投标价中自行消化。假如在投标阶段国际市场的各种设备、材料和物资价格较平稳，承包商为了中标，不可能预留太多的应对通胀的不可预见费，而到了实施阶段，物价可能会发生大幅上涨的风险。中国公司曾在伊朗承包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吃过亏，导致项目收益的下降，甚至亏损。

劳动力的短缺也会造成项目实施的风险，中国某企业曾在承包俄罗斯的一个房建项目时，正遇冬季而又要对某个节点进行赶工。由于当地的法律对中国工人工作许可的限止，而当时又招不到足够的当地劳工，只好暂停施工，造成了工期的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