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当前高通胀、能源短缺、经济增长前景疲弱背景下，未来亚洲经济发展将面临外部需求减弱，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流动性收紧，国际投资不足，区域内部合作面临挑战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一、外部需求减弱，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亚洲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承压
全球经济下行和外需持续疲软将对亚洲主要出口国经济增长带来拖累。亚洲大部分经济体实行的是外向型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出口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带动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经济对出口贸易过度依赖，导致经济增长容易受全球经济周期影响。过去40多年的经验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高度正相关，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5（图1）。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形势恶化，亚洲主要出口国贸易将持续承压。IMF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在2.5%左右（市场汇率法），较2022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24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2.4%，连续三年下滑。全球经济下行和商品需求疲软将对亚太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带来明显冲击，出口订单可能继续减少，经济增长动能将减弱。
除外需持续疲软外，亚洲内部的产业价值链合作在快速增长后增速可能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21世纪以来，在东盟和中日韩合作以及RCEP等经贸协议推动下，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快速提高，区域内经贸合作逐渐升温，各国逐渐形成了比较紧密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中间品贸易在亚洲各国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占据较大比重。目前，亚洲区域内贸易在总体贸易中的比重在60%左右，仅次于欧盟，高于北美、拉美、非洲等地区。过去十年，区域内贸易增长占亚洲新兴经济体[1]出口总量增长超50%，而对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出口增量约占30%。其中，中国是亚洲产业价值链核心，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是驱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通道已成为全球主要贸易走廊之一。亚洲内部的消费市场也在迅速扩大，区域内贸易除反映生产模式和产业链分工调整的变化，也受最终产品内部消化能力的支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年亚洲新兴经济体每创造1美元的出口值中，只有约12美分最终满足了区域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如今该比例提升至超过30美分。可见，亚洲内部的产业分工和最终产品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根据IMF预测，未来五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将逐渐减弱，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5.3%逐年下降至2028年的4.4%，经济增速放缓、内需回落以及外需疲软，将导致域内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增速放缓，弱化各国经济增长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亚洲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将限制域内贸易往来。虽然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升，但亚洲部分经济体保护主义升温。2023年8月，印度宣布限制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等部分电子产品进口。国外品牌占据印度电子产品市场绝大部分份额，这一限制措施将对包括中国电子设备制造厂商在内的相关产品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日本、韩国跟随美国出台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中国作为日韩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亚洲最大进口国，相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由此引发的反制措施将严重影响东亚地区内部贸易往来。
二、全球流动性收紧，国际投资不足或将削弱亚洲增长动力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亚洲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和境外资本流入。随着全球流动性持续收紧，跨境投资流入步伐可能放缓。2022年以来，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实施大幅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全球流动性逐渐迎来拐点。截至2023年8月底，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等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加总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为30.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7.3%。其中，欧洲央行同比下降18.3%，较2022年高点回落1.7万亿欧元（约1.8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同比下降8.1%，较2022年高点回落8264亿美元。纽约联储预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将持续，预计到2025年年中将回落至5.9万亿美元，较前期9万亿美元的高点累计减少超过3万亿美元。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预计在2024年底将缩减至6.15万亿欧元，较2022年高点回落2.6万亿欧元。
随着全球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收缩，流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风险投资、银行跨境信贷规模预计将减少。Crunchbase数据显示，亚洲地区初创企业融资金额从2022年上半年的730多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363亿美元，交易量从5402笔下降到3237笔，降幅分别达到50%和40%。美元和欧元等国际货币是亚洲企业境外融资主要币种，目前欧美等主要央行逐渐将利率提升至限制性水平，融资成本大幅提高。鉴于欧美仍存在通胀压力，至少在2024年之前，利率水平可能不会大幅回落。跨境流动性收紧、融资成本抬升、债务偿还压力加大将使企业减少国际融资规模。
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波动加大也将限制国际资本流入。未来几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投资项目回报率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将放大，境外资本投资积极性可能遭受一定影响。以吸引外资较多的中国、印度等经济体为例，2023年前7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为1118亿美元，同比下降9.8%；上半年印度吸引外资规模同比下降26.4%，如果将撤资考虑进去，外商直接投资净值下降幅度更是高达58.2%。2024年除非经济前景得到明显改善，相关趋势可能延续。
三、大国博弈局势复杂，区域内部合作面临挑战
大国博弈对亚洲各国经贸合作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加剧了合作的不确定性和难度。亚洲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主要大国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诉求，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影响了合作开展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美西方加大对印太战略的投入，对域内合作不断施加压力，导致亚洲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给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积极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联合其他亚太国家打造供应链的“去中国化”。2023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印太经济框架的供应链协议谈判达成一致，核心目的是在中国之外建立一套供应链机制。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美西方国家过去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出现将产业链向东南亚、南亚、墨西哥和东欧等地区转移的趋势，试图分散所谓的供应链风险。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逐渐跟随美国，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实施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措施。如，印度通过加大税务和合规审查等措施，对不少在印度经营的头部中资企业实施了巨额罚款，影响中资企业在该国的投资信心。“去中国化”产业链重塑将影响亚太地区合作深度，提高域内商品、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动成本。
随着中美博弈持续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加强，韩国作为美国盟友，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择问题。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后，政策逐渐向美国倾斜，不断强化美日韩合作，导致中韩关系逐渐趋冷。2023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比重为23.2%，较2022年同期下降了1.9个百分点。2023年8月，美日韩三方于戴维营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举行三方多领域联合军演；日本不顾多方反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日韩两国多项不负责任的举动进一步导致中日、中韩互信缺失，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影响到东亚各国经贸合作基础。
受美国对华半导体打压政策影响，亚太半导体产业链分割日益突出。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三大高科技领域投资，进一步驱动美国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撤离中国。日本、韩国逐渐跟随美国收紧对华半导体产品出口限制，日本对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实施管制，将23个品类产品列入出口管理限制名单。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半导体厂商台积电在美国拉拢威胁和财政补贴诱惑下，在美国投资建厂生产高性能芯片。对华半导体打压政策预计将会对亚洲各国间经贸交往等产生阻碍，限制正常经贸活动开展，未来亚洲地区半导体领域的科技合作和产业链对接将遭受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