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多，社会学要加强海外研究

     从EPC到BOT
    “一带一路”可能是我们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空间，可能也是我们社会学学者和学生们大展宏图的一个新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要建设六大走廊，核心是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其中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跟我们社会学的关联特别多。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工程建设承包模式，变成了现在的投资开发和建设承包并重。投资是“落地生根”式的长期开发模式，比如建设-经营-转让（BOT，Build-Operate-Transfer）。EPC承包只是拿人家的钱去建一个工程，修一条路，工期两三年，干完了就走人；当中国企业开始采用BOT模式时，还要像修高速公路一样收回投资，周期长达20年、30年、40年，这就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另外，现在我们的投资项目，好吃的肉早被欧美公司都吃完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现在还有很多是二手货，一手都被人家占了，所以怎么去买人家的开发权，这个非常难。另外，这些地区往往是高危地区，战争频繁、国内冲突多、经济贫困、生态环境脆弱、地方势力错综复杂，也很难进去，总而言之条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海外项目中，社会与环境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已经出现了很多风险，今后还会继续有风险。“一带一路”的建设制约因素更多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环境、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当这些环境、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管理能力非常薄弱，我们的人才队伍非常弱小。我提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社会学界有20多个博士点，每年培养几百个社会学博士和上千名社会学和社工专业硕士，我们有多少个社会学博士研究海外的社会学问题？我们有多少社会学硕士研究海外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培养社会学的学院有多少海外留学生到我们这儿来？这个现状和整个需求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培养的懂得海外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和整个人才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与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海外项目的社会风险管理能力的需求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外社会结构差异带来投资困境
    过去20年，陆续参与了许多国际会议，到了几十个国家，也作为国际专家较深度地介入了一些海外项目，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感觉到其他国家的社会跟我们中国的社会差异太大，在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法律、生活方式，在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模式、社会价值、社会行动规则等许多方面，和中国社会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套用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社会运行的规则。
这里有很多案例，比如缅甸密松电站，就是建在缅甸中央政府和地方武装冲突非常多的克钦邦，历史上的政治遗留问题多，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运行状态与中国完全不同。所以，密松电站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最后争议表现体现为项目的环境、移民问题，当然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当然还有在非洲的阿贾哈拉水电站，因缺少对全流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被叫停。巴基斯坦的卡洛特水电站也是我参与的一个项目，都会面临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如何遵重巴基斯坦的法律、社会、环境政策和程序，理解所在地区复杂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运行规律，怎么样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十分重要。
    这些问题使我们中国面对很多投资困境，比如投资失败。密松水电站已经花了十几亿美元，工程建设停止在那个地方，还不知道怎么办。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企业是在一个陌生社会中活动；我们的企业习惯于重物轻人、重硬轻软，不善于也不喜欢与当地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打交道，我们在海外投资、贷款和援助项目花了很多大钱、硬钱，但是不像欧美国家重视软实力输出，不注重像欧美国家那样去进行国家、行业和地区能力建设，培养人才；我们很多企业对投资和建设中的社会事项很惧怕，不愿意去碰社会问题，所以这些项目的环境评价与社会评估很多全是交给西方咨询公司，你帮我搞定，我这个事就做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建设和运行阶段后面还会出现许多社会方面问题需要解决；然后就是社会隔离，我们的施工队伍和当地工人的营地是分开的，相互不怎么来往和交流，但欧美工程公司往往不是这样；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习惯于套用熟悉的中国社会规则，中国的企业认为把将军、部长、省长、把市长搞定，项目就搞定了，但是不行。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研究一些问题，到底我们有哪些基本原则？我们到底要遵循哪些环境和社会规则？现在争议非常多的是中国企业、中国投资、中国的贸易，把当地的资源开发拿走了，赚了钱就走了，将环境破坏了，却没有给当地带来多少就业机会，现在西方也有人说我们是新殖民主义。因此，我们到底按照什么规则去做，这是需要研究的。
当然水电企业一定要考虑水电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需要注意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政府、社会、社区、社会组织怎么协调，在国外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的企业只善于干工程这样硬的事情，不善于和人民、社区、社会、政治这些软的因素打交道，不善于和人打交道。
    中国社会学的新空间
    我们过去做项目，建一个自己的营地，把中国工人带过去，厨师也是中国的，当然也聘请一些当地低层次的工人，但是总体上不太喜欢招收本地工人，因为外国的工人素质不如中国工人，也不如中国工人好管，各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当然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不少国家规定在项目上必须聘用一部分当地员工，比如40%、50%的本地员工比例。所以，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非常重要。怎么办呢？
    首先要将社会评估纳入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中。我在国内差不多做了二十五年关于社会评估的研究。社会评估首先要进行社会分析，我们在海外的这样一个投资活动到底有什么影响、谁受影响，当地的老百姓、社会组织、政府是否适应这个影响？是否接受？如果不接受就会产生社会风险，今天建设没风险，将来运行阶段可能会有风险。要具有可持续性，首先需要对这个社会进行分析，然后对当中所有的风险进行管理，对社会事项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学界的使命，第一个要架设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和另一个社会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我们要研究海外社会，了解他国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社会规则、社会文化、社会构成等各方面的关系，跟研究中国社会一样。
    第二是我们需要建构相应的国际发展研究机构。这两年我们开始重视海外研究基地这个事，但是确实还不够。我们通过研究机构积累经验、积累资料，关键还是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中国的学生需要研究海外。我十五年前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过他们的非洲移民研讨会，非常有感触，因为他们非洲研究院的学生到非洲一待就是几个月、几年，做很深入的研究，而我们的社会学界很少这样。其次是要培养外国留学生，因为对亚非拉这些国家，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很多，但是我们需要本土化的人才。三是需要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进行培训，我们刚组织了第一期中国水电企业海外项目环境社会管理研讨班，来了十几个企业，效果非常好。
    第三是建构海域外活动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方面客观来说比较乱，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活动非常多，投资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一年1500多亿美元的规模，但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管理办法，没有海外投资法和行政法规，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考核没有很好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社会法律方面的风险管控，走出去的许多大型企业也没有形成内部很好的环境社会法律管理体系，规则不明，机制不清，问题必然多。我们认为，应该形成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治理体系，制定国家、行业、企业适用的一系列规则。    第四是加强海域外活动的社会管理能力。我们现在“走出去”的企业基本上没有社会学专业的人才，我们社会学专业也很少有人去这些企业工作。作为一个社会学共同体，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海外社会研究和培养大批懂得海外社会的人才，怎么样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去”，帮助我们国家建立治理体系适应“走出去”的新形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助力，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