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应循规蹈矩

   

自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中国就开足马力来推动该战略。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拟投放2500亿元人民币的“一带一路”专款。尽管这些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必不可少，但中国仍须创新该战略的发展模式，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

首先，中国应逐步从传统的经济援助单一模式，向以市场调节为主、以经济援助为辅的双重模式转变。

传统经济援助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中国提供的大量经济合作项目面临不确定的政治风险。一旦被援助国或被投资国出现抵制合作项目的民意阻力，中国往往要动用大量资源予以应对。有些时候，即便努力应对，也避免不了巨额损失。其次，由于被投资国不承担中国所投资的经济合作项目的主要投资风险，因此周边国家往往热衷于获取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进而形成过于依赖中国的资金技术来推动本国发展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在以项目为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完全可以以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器，按照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法则来推动相关合作项目的有序发展。换言之，只有运用现代商业法则来规范“一带一路”相关合作项目，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该战略，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实际效果。在这一方面，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共同履行契约精神是重中之重。

此外，以市场为主还体现在两国对合作领域的选取上。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屡次提出发展战略对接的呼吁。这实际上是将中国的供给与对方的需求相结合的一个匹配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顺利与否，直接影响后续合作的开展成效。

因此，中国须高度重视对被投资国发展需求的详细了解，从而避免出现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窘境。在这一方面，中国须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机构，脚踏实地地进行实地市场考察和调研，以准确研判被投资国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中国的供给与对方的实际需求相吻合的良好局面。

其次，中国须将政府主导为主、民间参与为辅的失衡策略，向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的平衡策略调整。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各种各样的落地执行任务。如果说在经济合作领域由国企充当顶梁柱尚可以理解（毕竟从整体上看，国企的资金实力和对外合作经验都要更胜于民企），那在人文交流领域则不应该出现政府唱主角、民间唱配角的失衡局面。

毕竟，在以民众为交流对象的民心工程中，政府不可能也无足够的能力来包办一切。由政府主导推动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既耗费政府的财力物力人力，其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由政府主导人文交流，容易造成投入大、产出少的窘境。

政府机构可以为民间机构参与民心相通工程提供经费支持，并提供项目培训支持，提升民间机构的自身能力。而民间机构也可以在不断的参与过程中，逐步承担起执行者的重任，最终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民心相通工程的实际执行者。如此一来，便可形成政府指导规划，民间参与执行，二者分工明确，相互支持配合的分层体系，以更合理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民心相通工程。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参与者的庞大体系工程。正因如此，中国更应该提早进行统筹规划，清晰界定参与者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形成责任明确和功能清晰的分层体系。此外，中国应逐步改造传统的经济援助单一参与模式，更加注重市场规则的作用，尽力打造市场调节为主、经济援助为辅的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与各参与国的共同利益。